玉器收藏
北宋时期,产生了以古器物和碑刻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。金石学的兴起,极大地提高了人们鉴赏和收藏古代器物的兴趣,古代玉器与三代青铜器一起成为文玩和“骨董”。 宋代的皇帝是当时最大的玉器收藏家,宫廷宗正寺玉牒所、文思院上界和修内司玉作碾磨的玉器以及地方属国、州郡进贡的玉器,是其玉器收藏的主要来源,如当时出产和阗美玉的于阗国就时常向宋室进贡玉器。南宋周密《武林旧事》卷九记载:绍兴二十年(1150)十月,宋高宗赵构临幸清河郡王张俊府第,张俊进奉果品宝器、书画、匹帛等物,宝器中时作玉44件,古玉17件。皇帝所藏玉器之丰,由此可见一斑。 在皇帝的倡导和金石学研究风气的影响下,文人士族阶层亦购买收藏古玉,并对其进行考证研究,收藏玉器成为上层社会的一种时尚。北宋学者吕大临精于文物鉴赏,在宫内兼职监管文物,由他编纂的《考古图》10卷。收录皇宫中收藏的铜器210件,玉器14件,这是中国最早的收录玉器的图书,开中国玉器研究之先河。 从商周至汉代,玉器是以礼制化、理念化、系统化,等级化的玉礼器和组佩饰为主,用玉阶层只局限于王公贵族,国王是最大的玉器占有者,其他人通过赏赐或馈赠的方式从国王那里获得玉器,所以基本不存在买卖玉器的情况。隋唐时期,玉器手工业开始复苏,并走向世俗化的道路,生产适于平民百姓使用的,富有生活气息的玉器皿和玉佩饰。宋代玉器在唐代的基础上,继续沿着生活化、世俗化的道路发展。此时的城市经济非常发达,北宋的都城汴梁大相国寺是民间商业的大市场,每月5次开放,热闹异常,其中有出售民间旧货古董的交易市场。除了收藏的古玉器,民间玉作坊生产的各种时作玉也在市场上出售,玉器市场已经非常普遍。这一点可以在宋人的笔记中得到反映。
辽、金、元用玉制度追仿宋朝。在辽宁朝阳北塔辽代地宫出土的玉器中,除了玉龙、玉飞天、玉鹅、玉雁等辽代玉器,还有玉斧、玉玦、玉璧等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的玉器。元代朱德润编辑的《古玉图》二卷,著录有璧、环、带钩、剑饰、耳环等39件玉器,对每件玉器绘图,记述尺寸、玉色、纹饰、来源及其收藏者。 明代是中国玉器史上相当繁荣的时期。考古和文献资料显示,明代玉器生产和使用的规模都胜过宋元。玉器收藏更是空前兴盛,在北京明万历皇帝的定陵中出土了大批玉器,除了冠服用的玉带、玉带钩、玉佩、玉圭、还有壶、爵、盂、碗等玉器皿之外,还有耳环等玉首饰。在山东、江西等地发现的50位明代藩王墓葬,共出土玉器2000余件。《天水冰山录》中记载查抄明朝权相严嵩财物,其中有857件装饰、陈设、实用玉器和202条玉带的名称。明人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、曹昭《格古要论》、高濂《燕闲清赏笺》、文震亨《长物志》、张应文《清秘藏》、陈继儒《妮古录》等著作都有论及玉器使用和收藏等方面的情况。 明代中后期,商品经济更发达,城市里有出售古玩玉器的古董店、集市,还有流动的商贩。
玉器收藏的人大增,已为不局限于帝王、仕宦、文人,一些商人、市民、工匠、僧侣甚至奴仆也都加入了收藏爱好者的行列,玉器市场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。于是,一些商人找人仿做古玉,以假充真,在市场上出售,牟取暴利,伪古玉应运而生。明末收藏家高濂在《燕闲清赏笺·论古玉器》中记载:“近日,吴中工巧,模拟汉宋螭玦钩环,用苍黄、杂色、边皮、葱玉或带淡墨色玉,如式琢成,伪乱古制,每得高值。”从此,伪古玉一直在玉器收藏史上占据一席之地。 清代玉器生产从中叶即乾隆二十四年(1759)至嘉庆十八年(1803)进入了鼎盛时期。乾隆皇帝爱玉成癖,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致力于玉器的生产和收藏,因此乾隆朝收藏的玉器甚丰。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上万件玉器,多半是乾隆时期收藏的,在台北故宫博院和一些收藏家的藏品中,也有很大数量的玉器可能来自于清宫旧藏。
乾隆尤其喜爱“三代”古玉,亲自组织收集,并鉴别定级,对其中佳品题诗咏赞,并命玉工将镌刻在该件玉器上。在乾隆御题的约800首咏玉诗中,有60余首是咏周或汉代玉璧的。乾隆还命宫廷造办处玉作仿制古玉,有的刻“乾隆年制”或“乾隆仿古”款识,有的则刻假款。据养心殿造办处记载,他于乾隆八年(1743)一月二十七日命造办处按《考古图》所载玉辟邪二件、璊玉马一件、玄玉骢一件、琥一件、仙人一件之尺寸、各仿做一件;同年十一月初七日,命在一件碧玉虎右腿里怀刻“十三”,在木座上面刻隶字“宣和玉玩”,底面刻篆字“伯时珍藏”。 乾隆皇帝的爱玉、藏玉行为必然带动全国上下的玉器收藏风气。后来有名的琉璃厂古玩和廊房二条玉器街都是在乾隆年间形成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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